《国学典藏：庄子》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——庄周与其后学所作。《国学典藏：庄子》一书，既是一部哲学著作，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。它代表着先秦诸子散文的成熟，是我国浪漫主义的杰作。庄子的散文生动优美，富有诗情画意，又具有个性化特征。无论从其思想方面，还是艺术手法上都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。在浩瀚的中国文学史长河中，《国学典藏：庄子》是当之无愧的一颗璀璨明珠。此次整理，以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为底本。

【前言】

　　前言
　　庄子名周，宋国蒙(今河南商丘东北)人。据载，他只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。《庄子》一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五十二篇，经过西晋郭象删削后存三十三篇，其中内篇七篇，外篇十五篇，杂篇十一篇。传统说法认为，内篇为庄子手笔，外、杂篇可能多为庄子后学所作。
　　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，他的思想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。唐玄宗时依旧号诏他为南华真人，《庄子》也被称为《南华真经》。庄子追求自由，崇尚自然，对自己所处的战国时代有着冷静的思考及尖锐的批判。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记载：楚威王欲拜庄子为相，庄子却辞而不受。在他看来，逍遥自在远胜于一切高官厚禄，潇洒的人生又何必拘泥于争名夺利所受的束缚！更何况是身处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”(《庄子·胠箧》)的乱世之中呢！此外，庄子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显得超群脱俗，他以宏大的历史眼光提出了齐生死、等万物的理论，把生死看作是四时的迭起循生、形气的自然流转，启发人们不必以生为大乐，也不必为死而大悲；又认为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，从而取消了事物间的差异。庄子进而又推导出是非、美丑的相对性。他的这些哲学思想，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辩证法因素。
　　《庄子》既是一部哲学著作，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。它代表着先秦诸子散文的成熟，又是我国浪漫主义的杰作。庄子的散文生动优美，富有诗情画意，又具有个性化特征。书中出现了许多宏伟壮观的景象，营造了一种雄奇怪诞的意境。如《逍遥游》篇中大鹏展翅九万里的描写，客观上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气势磅礴、勇猛威风的大鹏形象，也为我们的思维打开了一片想象的空间。《秋水》篇中河伯面对“百川灌河”、“不辩牛马”时的望洋兴叹，俨然给我们以一种画面的美感。《养生主》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更是别具一格，整个解牛的过程简直就像是一场美妙的音乐舞蹈，把人带入了一种奇特的审美境界。
　　“寓言”、“重言”、“卮言”这三言是解开《庄子》的一把重要钥匙。书中的各篇各节，或用寓言来说，或用重言来说，或寓言、重言交互来说，而且常常是在诙谐中寓有十分的严肃，恣肆处却有极端的谨慎。宋末黄震说，庄子是“千百世诙谐小说之祖”(《黄氏日抄》)。的确，他虚构了许多丰富多采、光怪陆离的寓言故事，想象奇特，幽默诙谐，不仅给人以美感，同时也给人以启迪。
　　《庄子》无论从其思想方面，还是艺术手法上都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。如大文豪李白、苏轼、曹雪芹都从它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，受到了灵感的启发。《庄子》的语言作为成语流传至今的也很多，如“望洋兴叹”、“大方之家”、“运斤成风”、“吐故纳新”、“薪尽火传”、“亦步亦趋”、“得意忘言”等都为我们所熟知。今天，我们重读庄子，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及思想脉搏的跳动，可以从中受惠不少。虽然庄子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，但白璧微瑕，毫不影响《庄子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它当之无愧为浩瀚文学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　　历史上研究《庄子》的著作甚多。西晋郭象的《庄子注》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庄子学著作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唐初成玄英的《庄子注疏》依郭象注作疏义，在历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中有《庄子音义》三卷，广集汉魏六朝诸家为《庄子》所作之音义，兼载《庄子》众本之异文，复又精于考释、校勘，因而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宋代的庄子学著作，多因明正统《道藏》的收录而得以保存下来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相当重要的庄学资料。总的说来，上述这些庄子学著作，除了陆德明的《庄子音义》外，皆偏重于从义理方面来阐释《庄子》，唯南宋林希逸的《庄子口义》已开始注意到《庄子》文章的脉络和奇致。宋末刘辰翁著《庄子南华真经点校》，更是一改传统的注疏形式，而以随手点评的方法，运用生动活泼、富于情感的语言，把自己对文本的独特理解有效地传达给读者，并使之感悟到《庄子》散文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。林希逸、刘辰翁所开创的这种形式，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尤其是清顺治时林云铭的《庄子因》，以时文之法诂评《庄子》之文；康熙时宣颖的《南华经解》，夹注夹批，分段评骘，甚能标揭《庄子》文章之奇致；乾隆时胡文英的《庄子独见》，以眉评、旁批、夹注互为配合，同样很重视从文章学角度来研究《庄子》；光绪时刘凤苞的《南华雪心编》，依宣颖“义例”，更把《庄子》散文评析推到了极致，成了《庄子》散文研究的集大成著作。
　　鉴于目前大学生及广大读者的实际情况，这次出版《庄子》读本，选择了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(清宣统元年湖南思贤书局原刊本)作为点校整理的对象，又选择了林云铭《庄子因》(清光绪六年刊本)、宣颖《南华经解》(清宝旭斋刊本)、胡文英《庄子独见》(清乾隆三多斋刊本)、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(清光绪二十三年晚香堂刊本)中的有关评批文字，以及西晋郭象和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所收宋吕惠卿、陈景元、刘概等人的少量注释文字，以“评点”的形式收入本书之中，作为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的重要补充。
　　王先谦(1842—1917)，字益吾，号葵园，湖南长沙人。同治四年进士，历翰林院编修、国子监祭酒、江苏学政等职。曾主讲于思贤讲舍和城南、岳麓两书院。“于学无所不究，门庭广大，合汉宋途辙而一之。其于崇经术、治国闻，致力弥笃。”(吴庆坻《王葵园墓志铭》)编著有《皇清经解续编》、《十朝东华录》、《续古文辞类纂》、《尚书孔传参正》、《三家诗义集疏》、《汉书补注》、《后汉书集解》、《新旧唐书合注》、《荀子集解》、《庄子集解》等。无庸讳言，王先谦曾极力反对康梁的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湖南的开展，因而迭招物议。但他具有传统士大夫的爱国思想，在朝为官时曾坚持揭露沙俄的扩张主义，在列强侵逼之际也坚决不愿做亡国奴，正有他自己所谓庄子“意犹存乎救世”(《庄子集解自序》)的精神，这在他于宣统元年六十八岁时为《庄子集解》所作自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而且他早在光绪二十年为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所作的序言中就曾说：“郭君子瀞为《庄子集释》成，以授先谦读之，而其年适有东夷之乱，作而叹曰：‘庄子其有不得已于中乎！夫其遭世否塞，拯之末由，神彷徨乎冯闳，验小大之无垠，究天地之终始，惧然而为是言也。’”这也可以佐证，王先谦著《庄子集解》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借处于乱世的庄子所具有的“不得已”之情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。但更主要的，王先谦还是想借解释《庄子》来表达其所谓“甘曳尾之辱”、“尘埃富贵”和“喜怒哀乐，不入于胸次”(见《庄子集解自序》)等思想。正是在《庄子集解》付印不久，即辛亥革命爆发之后，他终于改署曰遁，先后僻居于平江和长沙郊区东乡凉塘旧庄，以遗老终其生。
　　正如上面所说，王先谦显然是在借庄子以抒发自己的末世情怀。但作为清末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师，他在具体解释《庄子》文本过程中，却并不主张将自己的这种情怀搀杂进去，而尽可能保持学术本身的纯洁性。因此，我们读完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，除了他所作的自序而外，似没有发现他曾游离于《庄子》文本之外来抒发个人情感。在征引他人的注解时，他似乎也要力求除去这些参以私意的文字。
　　王先谦在《庄子集解自序》中说：“旧注备矣，辄芟取众长，间下己意，辑为八卷，命之曰《集解》。”其所集前人之解，包括司马(彪)、崔(譔)、向(秀)、郭(象)、李(颐、轨)、支(遁)、陆(德明)、成(玄英)、宣(颖)、王(念孙)、卢(文弨)、姚(鼐)、俞(樾)、郭嵩焘、李桢、苏舆等家(按：其所选司马、崔、向、郭、李、支、陆等人之语，基本上皆转引自陆德明的《庄子音义》，但限于体例，大都未曾予以标明，读者应加注意)，但往往不是照录原文，而是作了压删的。其“间下己意”，文字也要言不烦。因而整部《庄子集解》，既集众家之长，又间有己意，而全书字数却不到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的一半，显得甚为紧凑而精悍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，此书虽然部头不大，但对《庄子》思想的整体把握却比较准确。所以此书自问世以来，已先后被翻刻或影印了二十多次，是近百年来最为通行的庄子学著作之一，与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同为爱好庄子者的必备之书。
　　这次点校整理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，对《庄子》原文的分段基本上保持了底本的原貌，仅对个别段落作了适当分节，同时又把原来随文所作的“集解”文字相应地移到了段落之后，并一一标上了序号。此外，对底本中所存在的一些明显错误，都直接作了改正，不再出示校勘记。此次点校整理，由研究生王云做了全部的基础性工作，责任编辑熊扬志先生作了许多有益的指导，并在编辑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。